东晋虽然重门户，但门户不是万能的，一定要有杰出人物，才能维持门户。

    当年庾家风光一时，不过庾翼临死，庾氏门户中找不到才能出众的人，不得已，庾翼就让儿子庾爰代为荆州刺史，但引起满朝非议，舆论哗然，大家死活不同意。大臣何充上表说：“陶侃，功劳够大了吧，可他临终时候，自动让位，表现了高姿态；王导还没死的时候，他的次子王恬（王导长子王悦比王导先死）是四品将军，到现在还是四品，没有因为父亲死了，就袭父职升官；庾家功劳最大的人是庾亮，但庾亮儿子庾羲的官职还只是一个闲职散骑而已，庾翼在庾家功劳不大，后人没有理由拥有荆州刺史这个高官。”朝廷一听有理，就顺水推舟，任命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夺了庾家的权。

    所以，东晋政治圈里，不仅重门第还重人物。高门大姓固然能占据一定高位，但是能掌多大权力，能否持续掌权，还取决于家族中代表人物的能力。代表人物的能力越高，其他家人就可以鸡犬升天，与有荣焉，当权门户如无“超人”掌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他门户取而代之。东晋初年，丞相王导多么风光，可惜他死后，家族政治人才不继，琅琊王氏浸衰；接下来庾翼死，颖川庾氏几灭；桓温死，陈郡谢氏代兴。这样的机制导致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对士族来说，家族人物存亡影响士族门户地位升降。宗族有人当大官，宗族的政治地位够高，那么宗族底下的每个家庭利益才有保障。

    这种局面是由东晋政治架构决定的。

    东晋政体结构有点类似君主立宪制：皇帝没有多大权力，而由各大家族轮流执政。皇帝具有宗教性的地位，代表国家，皇帝世袭保证政治体系的基本统一，同时也导致了皇帝无论贤愚，国家都必须一概承受。因此，如果由皇帝直接亲政，就会出现巨大风险，所以各大家族要求皇帝只能象征性存在。

    与此同时，拥有不同资源的各大家族之间形成多头政治，就像《水浒传》里，108员好汉虽然各干各的，但是总需要宋江当大哥，所以需要找明星政治家如王导、谢安等人来协调和平衡各种势力，成为真正领袖群伦的国家领导人。

    所以东晋虽然有家族擅权的传统，士族家庭出身的人不愁没官当，你当闲职的官，可以当到“黄散”。但是对于要害部位官员的任命，大家还是很认真，很谨慎，这些职位关系朝廷存亡，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责任重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跟大家利益相关，当然不能随便让阿猫阿狗来当，一定要确保让深孚众望、有能力的人执政。

    这样的能人政治机制，促使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治活力。同时，因为领袖人物声望崇高，德才足以服众，也保证了政权的稳定。

    南宋文人洪迈评论说，东晋虽然皇权低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扰乱，但能享国百年，很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得当，而且用人之后没有乱换人。在内，中央国事由一名宰相来统筹，而不贰其任；对外抵抗，军事方略交给方镇首领，而不轻易变换他们的权力。文武二柄，既得其道，就产生示范效应，国家是强人政治，所托之人，都是适合的人。

    比如说地方各个军事方镇之中，除扬州外，最重要的是荆州、徐州二镇，荆州为东晋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势力雄强，分天下半，但是自东晋政权渡江到太元，八十多年中，掌管这一方面的，也不过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而已，正是因为这些家族的长期经营，指挥思路稳定，将熟悉兵、兵熟悉将，部队像铁石一样连成一体，使敌人不敢轻易侵犯。但是到晋末孝武帝，皇权忽然升高，而皇帝对于将领任命摇摆不定，用人方略又不够老谋深算，朝中有两个丞相，政出多头，促使方镇起兵，酿成大乱。

    洪迈很认真地把这个“先进经验”推荐给自已的皇帝，皇帝听了说，有理有理，但是时移势易，我们现在不能搞这样的制度了。

    要不是时势所逼，哪个皇帝愿意自己睡榻之侧，容他们长眠？

    总之，在东晋，培养人才成为各个家族的首要大事之一，当轴士族在择定其门户的继承人时，重视宗族利益而不只是着眼于一个家庭，因而能够从全族中慎择人才以保障门第，往往是兼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或者兄死弟代，或者择子侄之长而有能者继承权势。后来桓温临死不是让儿子而是让弟弟桓冲继承他的事业，谢安出仕以后，不是抬举自己的儿子，而特别重视侄子谢玄。甚至连皇室，也比较多的是皇位兄终弟及，而不是父子相承。

    士族虽重人才，但是经过三代、四代之后，腐朽程度普遍增加，人才越来越匮乏。东晋末年，随着士族当轴人物桓冲、谢安、谢玄、谢石在几年中陆续凋零后，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势了。到了太原王氏子弟当轴时候，真是三国演义里讲的那样，“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谢安之辈死后不几年，东晋果然被一批败家子玩完了。

    明星主导的政治，归根结底是人治，一人一时之政而已，这样的政治局面可能产生一时的效果，但是明星故去，如果没有新的明星接上来，政治必将重陷于混乱，在明星光环下遮蔽的一些矛盾，将被放大爆发出来。比如谢安政策中的重要一条是“不存小察”，力图维持高门大姓间的平衡，大家以和为重，许多事情大体过得去，就算了，不会太追究个案。这是学王导。可是因为“不存小察”，王家出了反臣王敦，而谢安之后的时代，更是糟糕得一言难尽。所谓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小事不察，终成大患，谢安一生想着维持平衡，立了淝水之战这样的大功，也不提议赏赐给有功的谢系子弟兵，结果也跑不了被高门大姓猜忌和落井下石的下场。

    现在很多企业的问题，其实跟谢安时期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举个例子，很多老板有这样的发展理论：“解决发展中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更快发展。”这个理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一是通过发展转移焦点，人们不会老盯着眼前的问题，那么眼前的问题好像就被解决了；二是发展解决了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是企业内部核心矛盾，企业发展了，利益来源扩大了，大家的利益一定水涨船高，许多矛盾可以同步解决。

    但这种想法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肉还烂在锅里，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

    第一，矛盾只是没有被注意到，而不是转移掉了，这就跟我们上大学时，男生为了应付卫生检查，常常会在检查组来之前把脏衣服藏起来，其实脏衣服还是在的，不会变没了。

    第二，企业发展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的制度。只有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制度又是好的，可以信赖的制度，大家自然同心协力，当矛盾出现时，大家才会在制度下妥协。如果大家不能信赖你的制度，一旦出问题，兵败如山倒。

    东晋核心问题是没有制度，治国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国家完全由政治明星们操弄，一旦失去强人，局势就陷于万劫之地。幸好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经历两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之后，吸取教训，在政治架构上，完善从汉朝开始的三省分权、丞相统领的分合性结构。在官僚选拔上更注重“选贤与能”，设计了科举制度，通过开科取士，打破“铁饭碗”，防止了人才在生理和学术上的退化，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盛世。但是揽权是政治家的人性，到了宋明以后，皇权空前集中，三省制被六部替代，丞相干脆取消，国家政治活力趋于停滞，到了明清，制度不仅没有与时俱进，而且不断退化，帝国也就走向了尽头。

    再来说谢安。

    谢家能否东山再起，就取决于有没有家族中兴的得力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谢安，因为只有他具有成为政治明星的崇高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