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桓温军府之后，谢安应朝廷之请，担任吴兴太守。

    这个官职不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职位，它代表了朝廷对于谢安的重新认可，而且对于他列位中枢、管理国民经济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历练。

    东晋官位大致上可分三类。第一类是由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如县令、郡太守（包括王国内史）。第二类是地方上不归朝廷选任、由郡太守自行辟除的郡功曹。第三类是中央职能部门官员。

    在东晋，社会上除了有士族和庶族的阶层分等以外，士族之中还分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比如替代东晋的刘宋第一任皇帝刘裕就是出自低级士族。等级不同，职位分配也不同，低级士族在地方上基本只能担任郡功曹，在中央，基本上也只能当事多还得罪人的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等极少数官职。

    最高级士族一般爱当事少权多责任少的中央职能部门官员，而且还要指定当权力最大的吏部的官员。谢安女婿王国宝就是因为谢安没有安排他到吏部当官而成为仇人。

    当然，中央职能部门事少，但收入也少。所以高门大户一般要安排子弟到比较富裕的郡县当官，直接刮地皮，收入要比当京官丰厚得多。所谓“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历史通例。

    有个出身江夏高门的李充，因为家里穷，苦求外任地方官，谢安的堂姐夫褚裒就让他当剡县令，李充动身之前，褚裒跟他说，人家高门子弟都以当京官为荣，你为什么要当小县令呢，李充说：“穷猿投林，岂暇择木。”意思就是，当县令虽有失高门身份，但为了捞钱，也就顾不得了。

    大家也习以为常，没有捞到钱，反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谢安有个老乡，曾经担任中宿（今广东清远县）县令，后来离任到首都，拜会谢安，谢安随口问了问，哎，你都搜了多少钱回来呀。中宿是个穷地方，这个老兄实在无钱可捞，只好刮地三尺，带蒲葵扇五万回来。

    谢安一听，觉得这位老兄可真是亏死掉了。蒲葵扇不能吃，不能咬，放久了还会发霉。看在老乡份上，还是帮帮他吧，就顺手捡一把，每天人前人后摆来摆去，招摇过市，首都干部群众一看，哇，时尚指标人物谢哥哥都用这扇子，马上仿效，争抢着买，葵扇身价，水涨船高。所以谢安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产品代言人之一，只是他的报酬比较少而已。中宿后来归新会郡，新会葵扇一直是古代的驰名商标。清末民初，年产葵扇1亿柄以上，最高达1.2亿至1.4亿柄，成为当地支柱产业。

    东晋全部统治区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郡县也分为若干等级，其中最热门的县是二品县、三品县，最热门的郡是大郡以及首都周围的郡。因为在热门的郡县工作收入高，所以大家都抢着做，所以当太守，特别是富县、富郡的太守，夯实自已的经济基础，已经是东晋高官晋升前的必备条件。当时本来太守任期六年，但是因为排队的人太多，任期就越来越短，到了刘宋，只有三年了，更多人只是过渡一阵子就走。

    吴兴郡辖区在现在的浙江湖州、杭州、江苏宜兴一带，这是东晋经济腹地。吴兴郡与会稽郡和吴郡当时并称三吴，是江东最为富庶的地方。在地形上，这里不仅临近建康，可以互为犄角，而且易守难攻，汉灵帝时候，张角起义，湖北、江苏一带是重灾区，只有吴兴郡防守严密，没出什么问题。

    所以无论经济、军事上，吴兴太守都是很重要的官职，就跟近代的上海市长一样，在政治上具有指标意义，是东晋世家大族晋升的主要路径，这个职务，著名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担任过，而谢家有近10人从东晋到南朝梁代初年的一百五十多年里先后出任过。

    在任职吴兴太守之前，谢安对于这个职务也不陌生，因为谢万就是从这个职位上晋升到豫州刺史，谢万这个甩手掌柜，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杆，哥哥谢安不放心，就随谢万上任，每天一早就要到谢万床头，大拍屏风，叫他起床。不过说实在话，当吴兴太守，的确不需要太能干的人，由谢万这样的甩手掌柜来做，其实最合适。

    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胡扯的，第二个是严肃的：

    第一，可以类比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总统华伦•哈定。哈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之一，美国几次票选最差总统，哈定都跑不了。其实哈定颇有东晋名士风范，他个子很高，身体健壮，面庞英俊，性情随和，穿戴不俗，性格和风度颇讨人喜欢，更妙的是据说他的每天工作时间不到四小时，而且情妇不少，放在东晋，事迹一定会被写入《世说新语》。虽然哈定缺点很多，但他执政时期是美国二战前的黄金时代，工业兴旺，金融繁盛，房价飞涨，贸易兴盛，惟一的问题是农民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谢万执政时期的吴兴，享有天时地利，是鱼米之乡，GDP数据应当不错，与哈定时期相类，虽然农民问题也很严重，但是东晋时代庶族?能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农民的贫穷不会影响总体的政绩评价。

    第二，大家都知道“萧规曹随”的典故，说是西汉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不仅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而且叫大家继续执行萧何政策，来个无为而治，同样把国家治理得繁荣昌盛，这是因为大乱过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稳定才是硬道理，政策胡乱变，稳定就无从说起。东晋情况和汉初类似，都是战乱频仍，现在人们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而且吴兴太守像走马灯一样换，如果每人一新政，就会像现在许多城市的发展政策一样，一会儿“东扩”、“西进”，一会儿“南移”、“北迁”，把老百姓折腾坏了。

    所以谢万最合适当吴兴太守。

    可能正是在随弟弟治理吴兴的那段经历启发了谢安，作为东晋最聪明能干的政治家，谢安执政吴兴的过程中，也同样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思想。

    按现在的政绩观来评价，谢安在吴兴政绩有限，史书上根本查不到。野史上说他上任后，修治残缺，开垦荒野，劝课农桑，通关市，来远商。这也是没话找话，失之虚泛。可考的政绩只有一个，说是谢安在吴兴时，曾组织民工开城西官塘，相当于给人民提供了自来水，民获其利，颂称为“谢公塘”。

    虽然没有一个大手笔，不过老百姓十分感激，后来还立了碑纪念。

    说到立碑这件事，其实也很可疑。古代老百姓识字有限，更何况交通不便，知道太守的更是寥寥无几。即使以我们现在的传播和交通水平，有多少老百姓认识市长呢？所以立碑，基本上是乡绅的主意，少数拥有话语权的人用百姓名义说话，只能代表小众，不能代表大众评价。不过好在大家都知道，立碑与写讣告一样，基本上都是言过其实的，不用太在意。

    但是谢安的这块碑来头很大，值得一说。其实唐朝天宝末年，这块碑就丢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名人写的，丢了就丢了，但是，大书法家颜真卿突然对这块碑感兴趣，觉得丢了可惜，就拿旧史遗文重立谢公碑，并在碑阴记述重立经过。名人事迹加上名人手迹，这块碑不成为名碑都难。

    谢安在吴兴采用的这套无为而治但行之有效的执政思路，深深影响他后来的中央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