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平四年（360年）八月，谢安终于出山，他的这次出山，后人人称“东山再起”。

    谢安出山的第一步，是在桓温的军府里当司马。

    当然，作为当代超人气明星，谢安闪亮登场之前自然有许多意味深长的铺垫：

    第一，超人气明星的出马，排场当然要做够，要表现得勉为其难，就跟新娘子出门一样，心里虽然着急得很，可还是要做足面子功夫，一定要媒人三催五请才肯上轿。

    这种排场上的讲究，在我们这个以礼治国的帝国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大家对于官职都表现得过于踊跃的话，僧多粥少，不免会伤了和气，破坏祥和安宁的气氛。所以适当的低调有利于帝国秩序的维护，谋取官职的人，必须高举“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才会受人尊敬，绝不能表现出贪图荣华富贵的意向，所以个个都希望自己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好像是被逼无奈似的。

    这种小儿科，对谢安当然不是问题，谢家苦心经营的重重迭迭、曲曲折折的关系发生了作用。谢家有事，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首先着急的是谢安的铁杆弟兄王羲之，他跑去跟丹阳尹，也就是首都市长、谢安妻兄刘商量：“我们要一起推荐谢安出山。”刘马上附和说：不能让谢安再隐居了，我们应该和天下人一起推荐他，用舆论压力逼他出山。刘和王羲之都是人气明星，在上流社会里有巨大的威望，他们说话的分量当然不轻。

    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像递了内参一样。这是向社会吹风，为谢安高调出场作铺垫。这对于桓温，也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这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

    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给自己加分。

    魏晋之间，战乱频仍，政争剧烈，人命朝不保夕，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当时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才得名的。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为与自己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是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北府兵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

    (1)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对于桓温来说，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按下葫芦鼓起了瓢，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

    (2)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四十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如果不守制，等于自毁形象。

    (3)是桓温对于谢安也有点小意见。当初谢万兵败时，谢安是军中参谋，虽然说谢万之败，应当由他个人承担，但谢安责任不可推托，桓温问桓伊：“谢安已经估计到谢万一定要失败，为什么不劝他改正错误？”桓伊回答说：“自然是由于谢万这个人很难触犯呀。”桓温生气地说：“谢万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有什么威严的面孔不敢触犯！”在个人情绪上，自然有点拖拉。对于谢安来说，也算是败军之将，难以言勇，不好马上出头，要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