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桓谢正式会面之前，建康发生了一场叛乱。

    大家都知道木马屠城的故事：一群装在木马里的士兵，趁着夜深人静，从木马肚子里跑出来，攻陷了特洛伊城。

    咸安二年（372年）十月，也就是新皇帝即位后的三个月，京城建康突发一件怪事，区区三百名天师道教徒聚众造反，诈称是一年前被废的司马奕回宫，竟然攻进了守卫森严的皇宫殿廷，还夺取武器库中的盔甲兵杖，最后出手镇压的是桓温派驻宫城的亲信部队、由游击将军毛安之率领的PTU机动部队。这件事虽然最终成了茶壶风波，但是反映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件事表面是天师道干预皇权，实质是低层士族对高层士族的反抗。

    奥威尔在名作《一九八四》里有个精辟的论断：“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三种人：上等、中等和下等。”“上等阶层的目标是保持他们所在的位置，中等阶层的目标是跟上等阶层调换位置，下等阶层的目标就是消灭所有差别，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东晋社会的最上层，自然是过江之后，仍然风光的那些高门大姓；其次是江东士族，再次是过江后的中原百姓，最底层是当地土著庶族百姓，也就是原来东吴普通百姓。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上等的阶层通常是最顽固的保守力量，也最容易成为其他阶层反对的靶子；而最下层的反抗通常也最彻底，只有他们会提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把一切在他们之上的阶层通通打倒，让整个社会重新归零，推倒重来。真正的社会中坚是中等阶层，只有中等阶层才会想着社会改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对症下药，得了口疮，没有必要自杀。所以一个良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中等阶层占多数的社会。否则不是太过于保守，就是太过于激进。

    但是对于社会中等阶层来说，又可以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又有一定物质财产的人，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没有稳定的资产作为生活保证，却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一般的民众，假如没有稳定的资产收入，便会心神动摇。一旦心神动摇，便会放纵、骄奢、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所以，有恒产的人是社会安定的主力，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证私有财产安全的重要原因，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财产莫过于房子了。近年来，房价过高，虽然能短期促进GDP发展，但是也让更多的人买不起房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因为拆迁而失去住所，这些都是客观上将中等阶层人推入下等阶层或中下等阶层，徒然增加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中等阶层的第二种人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没有物质财产的人，他们有追求，没负累，这些人是改良，甚至是造反的主力。在东晋社会里，来自中原的流民，就处于这样的境地，过江前后，他们的境地落差太大，看着那些高门大族吃香喝辣，自然心有不甘，这些人也是天师道教众的主要组成部分。

    所以一个良好社会，必须有更多的人有机会不断加入中上阶层。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美国人詹姆斯•C•斯科特对农业社会的各阶层关系有个精妙的解释。他指出：上一阶层的人要维护他们的地位，要给比自己低的其他阶层提供稳定的政治预期和安全保障，也就是在享受政治权利的同时，必须担负必要的政治义务。当政治义务缺失时，也许社会没有反抗的现象，但不代表人民不会反抗，一旦社会最低阶层起来反抗，社会成本将付出最大。

    这些理论用来分析东晋的这一场叛乱恰如其分。

    天师道对晋室有很大影响力，简文帝自己字道万，后来生的儿子又分别叫道生、道子。本来，六朝人最重视家讳，父亲或祖宗的名字，儿子绝对要避讳，但是大家看六朝人物中，父子叫“之”，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的大有人在，叫“道”的也大有人在。陈寅恪先生说，这个原因可能要归于宗教信仰。

    孝武帝司马曜的母亲是司马昱请相士从一众奴婢中选出来的，这个相士就是天师道徒，这个天师道徒还写了个谒叫做：“灵草荫玄方，仰感璇曜精。诜诜繁茂萌，重德必克昌。”这里头有孝武帝司马曜的名和字（昌明）。

    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对天师道的重视，让天师道传播效应立马成倍放大，影响深远。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宗教信仰一旦与世俗权力相结合，就容易有篡权的冲动，而这个天师道本身又有造反的传统，在西晋时代，就策反赵王伦篡位，形成“八王之乱”。

    天师道反叛，与纯粹的农民造反不同，他们主张在体制内换皇帝，这是体制内的造反。这种事情，只有社会中等阶层的才干得出。

    天师道叛众，主要是社会的中下阶层。天师道领袖多半是北方望族，通常与朝中高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容易得到同情和利用。天师道参与者也不只是一般平民，一部分是中原流民，还有一大部分是来源于富庶的三吴地区。晋室南渡，有策反传统的北方天师道势力也播迁到江东，并与江东土著道众结合。北方道众的很多人尝过权力滋味。但是过江之后，他们之中很多人地位、财富都不如从前，甚至沦为流民，新旧地位悬殊，这让他们比单纯流民更有可能发动政变。无巧不成书，这次叛乱之前，三吴地区还发生一场大旱灾，前一年人民颗粒无收，虽然这是天灾，但政府税负不轻，民不聊生，江东道众更加觉得生活无望，南北方道众一合流，政变危机时刻存在。

    狡兔不死，走狗就不好拿来烹，对握有军权的士族来说，只要天师道问题一天不解决，他们的权力就可以一天不放手，所以天师道问题终东晋一世都没法解决。对于士族来说，无论是镇压天师道，还是亲自率领天师道众叛乱，都只是生存游戏而已。

    天师道刚好利用这些因素，不断起来反抗。

    第二，这次事件的实质是反对桓温。

    首先，这次叛乱能够杀进内廷，直接跑到兵器库去拿兵器，肯定有内奸策应。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类似李自成这样以绝对优势兵力能攻入后宫的，在和平时期，没有高官默许和支持，以区区几百教众之力，根本没有办法在宫禁如入无人之地，如果没有内应，更不能知道内廷的兵器库方位。其次，这次叛乱人员是以废帝司马奕回宫为幌子，司马奕是谁废的？是桓温。所以政变实质是反桓温。再次，皇城那么多卫队，竟然只有桓温的人才出手镇压叛乱，可见传统势力大有市场。

    不过，政变发动者的幕后支持者身份和目的很可疑。

    可能是桓温自导自演的把戏，目的是提醒士族们，京城不能没有桓温。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1912年南北议和，孙中山同意让袁世凯当国家元首，但是为了限制袁的权力，要求他离开老巢北京，到南京任职，为了促其南下，南京方面还派出迎接团队，结果南方代表一到北京，人家袁世凯阵营就自导自演了一出冲撞代表团的闹剧。闹剧过后，袁世凯就以北方离不开他为理由，赖在北京。

    但这个可能性很小：一是京城不是桓温势力范围，如果是桓温所为，叛乱徒众纵横京城时，必定有其他力量阻止；二是这种行为不符合桓温性格，桓温为人谨慎，京城毕竟不是他能绝对掌控的地方，如果行动不慎，很容易引火烧身，得不偿失。当年袁世凯阵营之所以自导自演那场闹剧，很大原因是他们能掌控北京局势。

    所以，这场叛乱的幕后推手极有可能是反桓势力，他们当然不是指望叛乱真的能成功：叛乱者只有三百人，不是职业军队，也没有后援，古今中外以这么少人造反能成功的屈指可数，简直是以卵击石，下场可见。因此，反桓势力此举只是向桓温敲敲边鼓罢了，这就跟当年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反洋人的道理差不多。

    但是不论真相如何，这次叛乱，给了桓温陈兵首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