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开始，我就在筹划着这次采访，对这次采访的难度自认为有充分的准备，但一直到实施时，我才知道，这次采访的难度和内容远远超过了我的想像。在我进行这次采访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那段历史了解得异常清楚。而现在，我总是不停地在问自己，在我了解得异常清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年表和诸多名词的背后，到底还隐藏了些什么？除了熟知的那几部影视片中煽情而又苍白的一些画面外，对于那段历史，我到底又知道多少？

　　日本《广辞苑》对于慰安妇一词解释说：“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那是怎样的一种“安慰”？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女人”？慰安妇实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慰安妇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被占领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日本政府和军部直接策划、各地日军具体执行实施，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大量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妇女强行征招到其占领地区普遍设立的合法强奸中心——慰安所，供给日军使用。

　　日军在亚洲最早设立的慰安所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海军在上海指定“大一沙龙”等4家日本娱乐场所为“慰安所”。此后，日军诱骗大量朝鲜妇女到中国（满洲）充当性奴隶。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指定虹口的一些日本妓院作为海军慰安所；同年3月，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长崎县知事征集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设立慰安所；至1932年12月，在上海的日本海军慰安所已达17家。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后，日军在军队中有计划配备性奴隶。同年冬侵华日军的许多部队掳掠中国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同时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决定建立慰安所，要求日本关西妓业协同征集慰安妇。

　　1938年春，一批日侨经营的慰安所在上海江湾镇出现，同期日军在南京、扬州、杭州、厦门、九江、芜湖、武汉、张家口等地设立大量慰安所。1938年4月16日，日军驻南京各部与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专门研究慰安所问题；5月28日，日陆军省的教育总监颁布《战时服务提要》，要求“军队慰安所的卫生设施必须完备”；7月中旬，日军在汉口开设30家慰安所，慰安妇达300人左右；同年12月，日军开始在台中强征妇女去华南充当慰安妇……

　　经过多年的经营，日军在中国各占领地都设立了慰安所。据有关专家调查，当年仅上海一地的日军慰安所就达83个，海南岛62个，南京、武汉的慰安所也分别有60多个，日军在中国占领地的慰安所数量难以计数。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进行，日军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建立了大量军队慰安所。

　　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目前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已很难，但是，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仍依据现有的资料，对慰安妇的数量作出了推断：在亚洲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和本土，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中国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人们普遍认为：日军与慰安妇之间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对敌国及殖民地女性集体奴役、摧残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

　　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也是世界文明进程中最为耻辱的一段记忆。

　　当年被逼迫成为侵华日军性奴隶的20万中国妇女，大部分在战争结束前就已遭日军摧残而亡，而少数带着羞辱和痛苦含恨活着的，在经过漫长而又动荡的60多年后，其中又有大部分人离世，今天仍然活着的已为数很少，而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受害人至死都耻于向人说出自己的那段悲惨经历。那段历史究竟还能有多少细节为我们留下？有人说，对于痛苦的记忆，回顾一次，就等于重新经历一次。这些背负着沉重凄怆的记忆活到今天的老人，都已是80岁左右的高龄，面对她们，我常常不知该如何开口，不知该如何去问那些总让她们肝肠寸断的往事。真的，如果有可能，我愿永远不去叩碰这扇让她们疼痛了一辈子的记忆之门……

　　追思历史，不是要让人们永远活在仇恨的边缘。一个健康而成熟的文明，仇恨始终都不应成为人们思维的中心。50多年前，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敖先生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导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