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自从闹上日本鬼子，人们就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鬼子杀了多少人，作贱了多少妇女，烧了多少房子？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啊。在赵家庄，日本兵把婴儿扎死，挑在刺刀上转圈儿玩。玩够了扔到井里，还要一石头砸下去。卢家庄，李五小的一个姐姐，被倒吊在门扇上，一边一条腿，活扯了……”万爱花老人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争取一天，要把公道要回来。”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老人曾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妇女的代表来到日本，向世人发表证言：“1943年，入侵中国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派遣盂县进圭据点的部队扫荡羊泉，我被抓到进圭据点。”万爱花脱掉上衣，向所有在场的人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痕，她含泪控诉当年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直至当场昏倒在地。这一场面通过卫星传向世界各地，日本国内也为之哗然。一位日本人在给万爱花的信中写道：“您从遥远的中国山西来到日本，真诚地欢迎您。您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不畏艰难而勇敢斗争着。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日本政府现在仍抱着对过去侵略罪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孤立于亚洲和世界。对于日本的再生，您的奋斗我们无比感激……”

　　之后，万爱花不顾年事已高，又先后三次东渡日本。

　　1996年9月，万爱花应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和日本众议院井多贺子邀请，在东京、神户、广岛、冈山、大阪访问，多次参加正义人士组织的民间集会，揭露日军野蛮践踏人权、女权的罪行，使更多的日本民众和青年了解日军侵华罪恶。

　　1998年10月，万爱花与山西盂县其他受害者赵润梅、杨秀莲，代表所有当地受害妇女，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9月22日，万爱花与受害者赵存妮、高银娥同去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万爱花是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慰安妇真相的中国女性。

　　万爱花：1943年6月7日，我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带到了进圭炮楼，被关进一眼窑洞，一孔农家土窑，青石码的门面，木格子窗户被砖头垒着，里面黑乎乎的，我蜷在地上铺着的草上。那年我15岁。当晚，几个日军就进窑强奸了我。之后，不分白天黑夜，日军成群结队地来糟蹋我。到后来，我一听到门响就忍不住地要呕吐。

　　一天我没服务好，就被日本兵踢倒，用靴子踩……双手反捆住，吊在树上。就这样，我被折磨了21天。6月28日，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我趁日军出发，就在半夜弄断木窗棂，逃了出来。养父在我被日军抓走时受了伤，又听说我被日军糟蹋了，连病带气已经去世了。我就先跑到邻村一户亲戚家躲了几天，回到羊泉时丈夫不要我了，把我卖给了一个叫李季贵的人。

　　李季贵比我大29岁，一家三条光棍。除父亲外，还有个瞎眼拐腿的哥哥，穷得娶不起亲。李季贵给了我丈夫五六十块大洋，我就成李季贵的人了。在李季贵的照顾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八月的一天，我在山洼洼里洗衣裳，忽然听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我还没把衣服收进盆里，就被日本兵揪着头发提溜了起来。西烟炮楼的日军和进圭炮楼的日军包围了羊泉村。还是进圭敌人据点，还是那个院子，那孔窑。日军用皮鞭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轮奸了我，他们把我提起来，摁在炕席上……

　　不到一个月，我的下身开始烂了。不能在这里等死，还得要想法子逃，当时我就这样想，上次被扳断的木窗棂，已经钉上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次我打算从门扇逃。第29天，趁敌人去扫荡，我把木头门扇从门桩的低凹点抬高，然后趴在地上爬出了门，跑进山。

　　这回，我没有回家，而是连夜往外乡逃。等我的伤慢慢好了，地里秋庄稼收完的时候，才又回到了羊泉村。家里，男人正病倒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这年的腊月初八早晨，我正给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羊泉村又一次被日军包围了，我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到骡子背上，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凡是能想到的整人方法他们都在我身上用了，我死过去又活过来。大腿也折了，身子也变形了，右边这个耳朵也被撕开了……

　　这一次我被关了整整50天。

　　最后我身上的伤口和下身止不住地出血，已不成个人样。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我昏了过去，日军就以为我死了，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狗一样拖出来扔了。

　　日本兵把我扔在村边的河里。1944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进圭村的乌河结着厚厚的冰。一位路过这里的老汉救了我，老汉把我抱回家，在我身边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我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