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支“战地后勤服务队”前往中国时，同乘一辆车的有30来人，我们朴姓姐妹就有4人。记不清坐了多长时间的汽车，又坐火车，有一天终于到了中国抚顺的日本兵营。他们不让我们住在兵营里，而安置在离兵营不远的一座有围墙的大院里。进了院子才看到这里已经来了不少年轻姐妹，约200多人。两天后进行编队，我所在的队约50人，有日本人、北朝鲜和南朝鲜人。编队后第二天，崔管事就发给我们统一式样的上面写着编号的衣服，叫我们洗澡后换上，说要进行体格检查。

　　崔管事把我们领到大厅里，叫我们排好队。不久来了一位穿白大褂的中年日本女人，她后面跟着五六个彪形大汉。怎么给女孩子检查身体让这些男人也来参加？姐妹们议论纷纷。这时崔管事板起脸大声叫安静，姐妹们被吓得不敢出声。日本女人瞪着眼扫了我们一遍，然后恶狠狠地说，这次体格检查是为大东亚圣战、为皇军服务的，你们要有牺牲精神。接着她命令大家就地脱光衣服，不许乱说乱动。女孩子害羞，大家都不想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我们就没有按她的指令脱衣服，而是站在那不动，但心里紧张极了。日本女人见没人动作，很恼火，指着前排一个小妹叫她出列，站在前面，逼她先脱衣服。小妹站着不动，看上去她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日本女人向身旁的大汉一挥手，两个大汉恶狼似的冲上来，按住小妹把她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又把她按在地板上，当着大家的面，强奸她。小妹又哭又喊，一边被强奸，一边挨打，脸都被打肿了，她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眼泪往下淌。这个情景让所有人都呆了，大家害怕得哭了起来。日本人继续命令大家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这下大家就都不得不开始脱衣服了。日本女人把每个姐妹转来转去查看，上下摸，到处捏。有的姐妹忍不住哭了起来，日本女人就恶狠狠地打她们的嘴巴。好多姐妹只好一边偷偷流眼泪，一边忍气吞声任他们摆弄。

　　我原以为通过体格检查后，姐妹们便去干煮饭、洗衣服这样的工作了，哪里料到，就在当天晚上，院子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军人，崔管事在门口忙着卖票，2元日币一张。买了票的军人进入院子，按票上的号，对号将我们拉到床上施暴。这时候，屋里哭声、骂声、笑声乱成一片。有几个姐妹坚决不从，极力反抗，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一天是昭和16年（1941年）3月1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从我被破身的那天起，就成为日本军人的慰安妇了，天天都要接待日本军人，少时一天有三四人，多时十多人，日本军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把我们当成发泄工具。这种生活谁都受不了，想逃又不知逃往那里，加上日本人看管很严，也很难有机会。我曾经想到过死，但一想起家中亲人，想到来中国还没有见到自己的恋人，就打消了死的念头，忍辱活了下来。

　　昭和17年（1942年）1月底，那年我26岁，被抽出抚顺市“战地后勤服务队”，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同行的有朝鲜、台湾地区、菲律宾姐妹共28个人，和我一起从家乡来的只有一位姓朴的小妹，她才20岁。不知道日本人要送我们去什么地方，只听说路途遥远，我幻想着到那边或许能见到自己的恋人，所以心情还算是好的。在军舰上日本人不让我们闲着，逼我们日夜不停地接待舰上的水兵。这年2月23日抵达海南岛的海口市。住在海口市中山路，在海口钟楼右侧，具体门牌、店铺记不清了，那个地方就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第二天，我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我在海口市将近一年，同我一起在慰安所的有台湾妹仔和菲律宾妹仔。我们被逼在日军司令部附近的住地慰安所接待军人。晚上接客，白天也接客，当然晚上客来得多，来的都是日本军人，其他人是不准到这里来的。除此之外，我们每月都要轮流一次外出到较远的日军兵营去“慰问”，每批有10个或10多个姐妹。每次到兵营的两三天中，接客更多，有时不到一小时就要接待一个军人，连来月经时也要接客，由于不停地性交，姐妹们个个都面黄肌瘦，不少人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但只要稍有好转，日本人马上就强迫姐妹们再去接客。慰安所定期给我们检查身体，打针吃药。有的妹仔染上性病，下身溃烂臭气难闻，这时她的床位挂上红色的牌子，日本军士才不敢靠近。但有不少姐妹，得不到应有的治疗，造成终身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