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18年（1943年）1月，日军用军车把我送到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住进红沙墟旁边的欧家园慰安所。这个慰安所是日本军队强迫民工盖起来的，里面共住有52个姐妹，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各占一半，而日本女人则安置在三亚市内的慰安所里。在这里我们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遇到性格粗暴的日本军人，动作稍为慢了点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接待这种人只好随他摆布，搞得你死去活来，也不敢得罪他。偶尔也会遇上一个良心没死的日本军人，他玩得开心，事后还会悄悄给你塞上10元钱或更多一点日币。我来三亚不到两个月，就患上了疟疾，时冷时热，非常难受，但是照样还得接客。幸好慰安所管事泉井君对我较好，在我床上挂上红牌，我才得到休息和医治，我真感谢他暗中保护我。可是不久，经体格检查，发现我得的不是性病，泉井君被调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后来，调来一个姓金的北朝鲜人当管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恋人的消息。金管事与我的恋人来中国后同在一个部队，一起在华北地区跟中国军队作战，金管事告诉我我的恋人到中国还不到三个月就战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哭了几天几夜，后来大病一场，大病还没痊愈，日军就又强迫我接客。如此残酷的折磨，不死算我命大了。

　　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日本兵一批批地撤离海南岛，我当时身体已经很虚弱，日本人就弃下我们不管了，个别生病体弱的朝鲜兵也被丢下了。就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我结识了一位名叫石建顺的北朝鲜青年，1948年，我俩正式结婚，住在三亚市郊的荔枝沟。那时，每天我俩靠刈草卖维持生活，虽然经济收入少，生活清苦，但能够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自由地生活，比起昔日在日本人慰安所中的日子，真是有着天地之别。我和石建顺共同生活了7年，虽然没有一儿半女（在慰安所时身体被搞坏了），但那段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1955年，与我相依为命的石建顺病故了，扔下我一个人。当地人民政府特别关怀我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各个方面照顾我。1959年安排我到保亭县公路工区当养路工。我住在离保亭县城6公里的道班宿舍，那些年里修路、养牛什么都干。中国政府对我这个外国女人非常关照，给我发了“外国人居住证”；公路工区的领导时常关心照顾我，问寒问暖，退休后我照样领到在职时的百分之百工资，还住进县城公路工区职工宿舍，当时宿舍紧张，有些职工甚至领导干部还没有房子住，却让我先住。每当患病时领导特别关心，派女工专门照料我。“文化大革命”时我怎样了？还好。红卫兵知道我是外国人，对我还算客气，没有动我。你问我想不想回韩国，我早就说过，我不想回去了，在韩国我只生活25年，而在中国却生活了53年。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歧视我这样饱受屈辱的女人，大家像对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舍不得离开。再则我年老多病，工区领导连棺材也都为我准备好了。我也已经按中国人的习惯，准备了几套寿衣，我已无后顾之忧，死也无所谓了。我只祈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那可怕的战争。这是我最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