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0日，在上海沦陷、南京危急之际，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决定将首都迁往重庆。但是，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加之武汉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国民政府并未立即迁往重庆，而是以武汉为中心，继续坚持抗战。在此之前，国民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都已先行迁至武汉。南京沦陷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监察院、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以及主要的党政军首脑要员们都留驻武汉，而各在野党派、社会团体以及各国驻华使节等也一道来到武汉，于是，当时的武汉便成了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以及工业内迁的枢纽，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临时”、“战时”首都。

　　1938年10月，各路日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外围防线，逼近武汉。10月22日，长江南岸地区相继失守，10月24日，日军已对武汉形成了东、北、南三面包围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已经很难坚守，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实际上，早在9月底，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保留继续抗战的实力，就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并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城内的老百姓。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24日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他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同时，武汉城内中国守军按计划开始撤离，至25日夜全部撤离市区。10月25日至27日，日军先后进占汉口、武昌、汉阳，武汉三镇相继沦陷。至此，中国最大的七座都市已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武汉沦陷半个月后，日军即在南洋大楼背后的积庆里开设了慰安所，并安排军医设立汉口特殊诊疗所，专门为慰安妇治疗性病。

　　据当时有关数据统计，1943年，积庆里有日本慰安妇130名，朝鲜慰安妇约150名；日本慰安妇年龄多在20到30岁之间，来华前多当过娼妓、艺伎和女侍，而朝鲜来的多为贫苦人家的纯洁少女，被以找工作为名骗来汉口。这些慰安妇每人每月平均要接待约150名日军官兵，积庆里慰安妇每月接待合计约42000人次日军。慰安妇接待的日军级别，按兵、士官、尉校的比例大致为6：1：1。日军更高级别的军官，大多去位于民生路右侧的将校俱乐部，那里有更好的艺伎。

　　日军在汉口的联保里、立品里、华中里等地，包括南洋大楼，开设有27家慰安所。再加上武昌的紫阳湖、粮道街、三道街等地，日军在武汉开设的比较正规的慰安场所超过30家。

　　而更多的中国女性，则被强掳或骗到日本军营中的临时慰安场所。

　　据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每到周末，驻扎在附近的日军士兵就来慰安所，他们交6元钱，就可进去“快乐”半小时。日军士兵还没有进门就把衣服脱得只剩一条兜裆布。进里面后，淫荡的笑声老远都听得见……

　　袁竹林：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我无处可逃，只得留下。丈夫去了四川，一直没有消息，时间长了，婆婆看我不顺眼，她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便强逼着我嫁出去，这样我就与刘望海结了婚。第二年我17岁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荣仙。这是我一生中惟一的亲骨肉。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定，为了活命，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由于日军侵略，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常常找不到工作。

　　1940年春，有个武汉当地的女子叫张秀英的到处招工，说是到湖北其他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原来我并不认识这个30多岁的张秀英，但找工作实在不易，听张说有工作做，我也报了名。报名时，有好几个小姑娘。我当时18岁，身高一米六，长得比较清秀，在同去的七八个女青年中，我是最显眼的。

　　袁竹林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由于生活贫困，父母无法养活女儿，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人做了童养媳，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

　　袁竹林15岁结婚，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婚后生活虽谈不上富裕，但还算过得去，夫妻很恩爱，感情很好。然而新的生活刚刚开始，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了武汉。

　　袁竹林：后来才知道，这个招工的张秀英不是个好东西，她的丈夫是个日本人，会说些中国话，当时正根据日军的命令，准备弄些中国妇女组织慰安所。张秀英的丈夫中等个头，平时不穿军服，着西装，黑皮肤，眼睛鼓起，人称金鱼眼，当时的年纪约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