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第二个丈夫刘望海，从江边坐轮船往长江的下游开。一开始，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想着终于找到了工作，吃点苦，将来总会好的。

　　就在袁竹林坐轮船往长江下游走的同时，也有一艘轮船正从南京出发驶往武汉，这艘轮船上除了装着日军作战用的武器外，还装有从朝鲜来的几十名年轻美丽的姑娘，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平安东，当时她18岁，名叫朴娥姬。

　　朴娥姬现在的名字叫毛银梅，今年84岁，就住在离武汉不远的孝感市三汊镇，讲着一口地道的本地话。

　　毛银梅：小时候家里穷，自己父母去世早，一个4岁的妹妹就给了人家，人家怕她知道家里，就搬走了。自己就跟着外公外婆长大，到了17岁以后，外婆就准备把我许给人家，也就像中国的童养媳那样，我不愿意，自己就想到外面去闯荡一下，最后就听日本人说到中国去可以进工厂上班，自己家里在农村，很想进厂的，就跟日本人来了中国。

　　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又从中国的北方，坐车到了南京，再从南京坐船往武汉，当时江上有轰炸，就下了船上岸，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

　　最后到了武昌，当然不是进工厂，而是进了慰安所。

　　袁竹林：大约开了一天，船到了鄂州。一上岸，就有日军士兵过来，将我们带到一个庙里。原来日军把这个庙做了军队的慰安所。门口有日本兵站岗，我到了门前，看到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吓得不敢进去。这个时候，我和同来的小姐妹多少猜到一点，大家便要求回家，我边哭边叫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但日本兵们端着刺刀不容分说就把我们赶了进去。

　　刚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立即将衣服脱光，以便检查身体。我们当然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张秀英还指着我，凶狠狠地训斥道：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袁竹林的第一个丈夫去了大后方四川），老实点。身体检查很快，因为我们都是良家妇女，根本没有什么性病的。检查后，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我被叫作“吗沙姑”。我们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大小大约七八个平方，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了一块六七寸长，两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在慰安所的入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这天的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他们在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当天，我足足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得像刀割一般。

　　毛银梅：慰安所的后面有山，两层的木头房子，有十几个慰安妇，一个人一个房间，也有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周围是营房。

　　那时候，刚刚来，非常想家，家里也在山区，出门走不多远就是山，山很多很好看，高的，低的，秋天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颜色……就告诉自己要争气，不去想。

　　问老人，现在还会想起老家吗？毛银梅说：现在还在想。又问她想不想回家看看？她就流泪说：不回去，没有脸面回去，自己对不起家里。

　　袁竹林：此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一般，日本兵要买票进入，但要多少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不用说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元钱。每日三餐由老板雇用来的一个中国男人烧，很差，又少。遭受蹂躏的妇女要洗澡，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总共有好几十人。　　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在里面总要呆30分钟。晚上我们也不得安宁，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拥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就拿着一种白色的药片，说吃下去就永远不会有痛苦了。实际上，这是避孕药。开始，我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后来，老板发现我们都不吃，就看着我们吃下去。日本规定，士兵必须要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我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的，便欺负我而有意不用避孕套，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我心想这样下去，早晚要被日本人弄死了；但我不能死，我还有父母亲。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湖北女子商量，决心要逃出去。但刚逃跑出去马上就被日本人抓了回来。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一时鲜血直流，从此就落下了头痛病。由于有了身孕被迫作“青蛙跳”自然堕胎，还不行，又服药打胎，这样时间长了，后来我就不能再怀胎了。

　　从一开始，军官藤村就看中了我。藤村大约是鄂州日军的司令官。最初他和其他日本兵一样，来买票玩弄。后来，便要老板将我送到他的住所，从此独占了我。看起来，我比起那些姐妹，要轻松了些。但是，我同样是没有自由的日军的性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