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藤村玩腻了我。正在这时有个下级军官叫西山的，对我好像很同情，便请求藤村把我让给他。藤村同意了。于是，我被西山领到了他的驻地。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

　　毛银梅：我在那时学会了吸烟，还有喝酒。那时经常有轰炸，有时吃饭的时候，还有接待客人的时候，都有炸弹落下来，我们就到处躲。那时就没有打算着自己能够活下来，每天非常害怕，就吸烟喝酒……

　　袁竹林：1941年左右，我得到西山的允许，回到家中去探望，才知道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原来，我父亲长得矮，加之年迈，去做临时工，常常被工头开除，结果竟被饿死。

　　我去找刘望海，也不知他在哪里。我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回到鄂州，仍与西山住在一起。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山要我要么跟他回日本去，要么一起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对这两条道路，我都拒绝了，我说：“我要去找妈妈。”

　　与其他日本兵相比，西山是个好人。他当了15年的兵，没有什么钱，衬衫也是破的，他曾对我讲，一次，他曾把日军的给养船打了个洞，沉了。西山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死，十分同情，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不久，西山果然走了，从此杳无音讯。

　　西山是回国了，还是当了新四军？半个世纪以来，袁竹林都在打听西山的下落，但没有任何消息。

　　在经历了日寇长达七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武汉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战争结束后，袁竹林回到了武汉，但等待着她的生活并不平坦。

　　毛银梅：日本人打败了仗，要撤离武汉时，我们被从武昌送到了汉口，日本人把我们集中在一起，说要送我们回朝鲜，路上还在打仗，火车上装着被打坏了的汽车，我害怕，怕被日本人再骗了，路上停车的时候，就找了机会偷偷地跑了。和我一起跑出来的还有两个，是北朝鲜的，她们当时比我大，这两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跑到了姑嫂树，当时我不会说中国话，就像个哑巴，就在姑嫂树我遇到了黄仁应，为了生活，要吃饭，就嫁给了他，他当时在他舅舅家帮工。在黄仁应的舅舅家住了个把月，9月份就跟黄仁应回到了三汊镇。本来黄仁应家住在三汊镇的镇上，我不愿住镇上，就要去乡下，黄仁应就和我到了大黄湾。在这里他给我重新起了名字，叫毛银梅。在大黄湾一住就是六七十年，从来没有离开过。黄仁应1996年83岁的时候去世了。

　　黄仁应是个好人，脾气好，我的脾气不好，他让着我。几十年来，在村里跟着他一起劳动，家里算还有饭吃。再穷的时候，我都相信毛主席，他为穷人好，我爱毛主席。

　　我不会生孩子，看到别人家有孩子，就想要个孩子，1952年我们抱养了个孩子，是女孩。

　　村里人也对我挺好。

　　大黄湾的人对这位几十年前从异国流落到此的女人，早就当作自己的一员了。毛银梅自从丈夫在十几年前离开人世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毛银梅也已经早就把大黄湾当作是自己的家了。去年湾里修路缺钱，她把自己积攒下的100元钱捐出来修路，人们不要她的钱，说湾里有钱的人都不愿捐，你这么大年纪了，这路你能走多少？但她执意要捐，她的这一行动感动了许多人，后来大家都纷纷捐款。

　　当年日本人离开武汉时从慰安所里跑出来留在当地的还有许多人。在孝感市和三汊镇大黄湾村毗邻的祝站镇，有一位叫朴必莲的朝鲜籍慰安妇。朴必莲从驻武汉日军的一所慰安所里跑出后，一路讨饭，来到了祝站镇桂陈湾，嫁给了这里死了老婆的村民朱传寿，朱传寿当时有个6岁的儿子。朴必莲1994年70岁时去世。当时曾在祝站镇工作过的毛继方老人对朴必莲的印象很深，他说她的中国话说得不是很好，每次吃饭的时候看见你她就会用朝鲜话打招呼：“趴平么佳。”“趴平么佳”是和老人打招呼的，和孩子她就说：“趴平么西喔。”而邻村的一些老人至今也还记得困难时期朴必莲带着朱传寿的儿子到他们村来借粮讨饭时的样子，她个子很高，很瘦，长脸，五官很端正。

　　袁竹林：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靠洗衣、做临时工与母亲一起维持生活。1946年，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出生只有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成妃。1949年武汉解放后，我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

　　一天我曾看到把我与其他姐妹骗入火坑的张秀英，张当时与一个老头在开商货行，我马上去找户籍警察，至今我还记得这个户籍警姓罗。但罗警察却给我浇了一盆凉水：“这种事算了，没办法查。”